1918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为了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的自觉心，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请胡适担任顾问。同为北大学生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慨然于国学沦夷，办学报以图挽救，于第二年在刘师培家中成立国故月刊社，志在昌明中国固有学术。

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杂志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他引用章太炎的国故定义，即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再添加自己的解释，认为中国各民族过去的历史是国故的一部分，国故的完整定义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各民族过去的历史。国故本身不是科学，只有以国故为研究材料的国故学才是科学。

毛子水把国故与欧化对比，认为欧化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是有系统的学术，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两者完全不能对等，中国学术史根本无法与西方学术相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的历史也不重要，中国的学术对于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国故在当今世界学术上占不了重要地位。

毛子水认为，国人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故与欧化对等，认为二者为世界学术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是固守原来的西学中源等谬论，认为欧洲学术的很多内容可以在国故中找到影子，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相较于国故而言，国新才是正在生产的东西。如果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达到欧洲人的水平，那么这个和欧化一样的国新无论是自己创造的，还是从欧化里面吸收的，都是正当的。

毛子水的说法引来另一派的反驳。张煊在《国故》上发表《驳〈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展开反击。张煊认为，国故本身也是科学，科学不是新创之物，是世界各国古代学术思想自然演化的产物。现在新潮学生所膜拜的欧化，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是欧洲学术思想递进演化的产物。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化，当然是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故本身即是科学。国故是东洋文化的代表，欧化是西洋文化的代表，两者在今日的学术界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国别之分，没有高低之分，不能简单地断定谁为生谁为死。西方传进来的科学固然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断定为生，中国古代思想演化的国故内化为文化心理，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可轻易地说是死。众多整理国故的学者中，有抱守残缺之人，但更多的是精益求精不甘故步自封者，武断地断定国故已死，令人难以接受。

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从左至右分别为徐旭生、 沈兼士、马衡、胡适、 顾颉刚、 朱希祖和陈垣

其后，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反驳文章，对张煊文章逐一批驳。胡适在这场争论中也表明了态度，他认为对待国故问题，应该抛却有用无用的狭义功利观念，追求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

胡适在《国故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怎样整理国故、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意义、整理国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又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他认为，国学的使命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历史，国学的方法要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一部中国文化史，国学系统的研究即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才可以统合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才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个眼光才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