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学的地位、作用、影响正在日益提升。所以，人们也会越来越关心：国学是一门什么学问？

我们可以简要地回答：国学是一门求道的学问。但是，什么是“道”？记忆中古代圣哲所讲过的“道”，似乎是很遥远、很玄妙、很高深的。儒家的道存在于久远的唐尧虞舜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家的道不可言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佛教的道是无比超越的：“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原来，“道”是很遥远的，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道”是很玄妙的，是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道”是很超越的，我们要突破思维与语言的枷锁才能幡然领悟和直达本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消耗自己短暂的生命，去追求这么难以企及的目标？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圣哲曾经很亲切地告诉我们，国学所讲的“道”是很平实、很常见、很简易的。儒家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家在回答“所谓道，恶乎在”的疑问时，肯定道“无所不在”。佛家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原来，“道”是很平实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日用常行的规则；“道”是很常见的，它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道”是很简易的，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命实践就是“道”。所以，“道”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必须有“道”，我们的生命实践才获得永恒的意义与价值……

本来，国学是古代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价值，他们留下的国学典籍与文献，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道，更加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实践中识道、体道、遵道，最终达到与道为一的目标。所以，国学之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实践。学习国学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国学、以使自己与道为一的过程。古代中国人思考、信仰、体认天道，但是中国人体认的天道，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某种外在实体，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用常行、喜怒哀乐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一个必须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古代中国人求道的过程，就是一个参天地、赞化育的生活实践即生命活动过程。

由于中国的国学传统更为关注主体实践，而并不特别在意应如何论述客观世界是什么，故而国学的最重要特点不是解释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可见，中国传统国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特色。《论语》记载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而孔子的诸多回答则不是概念和定义上的，因为他回答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学会定义“仁”的概念，而是希望身边的弟子能够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去实践仁。所以，孔子的回答包括“克己复礼为仁”、“爱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先难而后获”等等，均是如此。那么，学生求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仁”的知识，而是如何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去实现“仁”，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生活中去实践和完成“仁”。可见，这种对“仁”的学习过程，就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学意义上的“仁”的概念，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仁心”、“仁性”的实现。广而言之，儒家的经学均不是一套概念性知识体系，而是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知识。《周易》是告知你如何学会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和践行，《尚书》向你展示的先王施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仪礼》告诉人们各种各样社会行为的准则等等，经学其实均是后人的生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的规范性、程序性知识。

其实不光是儒家，其他各家各派的知识形态均具有很浓厚的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向来以探讨形而上之道著称的道家，他们在讲到许多关于“道”之不可描绘、不可言说的特点后，最后则讲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实践中领悟、把握道，正如庄子以庖丁的口气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因此，尽管道家的理论十分抽象深奥，但是最终的知识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知识就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隋唐佛学大盛，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佛学流派，包括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等。但是，最后能够传衍下来，并且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却主要是禅宗。禅宗的最大优势，就是保留了中国文化重视社会实践的传统，将佛学与践行统一起来，而不是一味翻译佛学经典，研究繁琐、抽象的佛学理论。禅宗的生活化、实践化，使佛教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国学的特色、优长，均是体现在实践方面。国学重视知识教育，其教书始终与育人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内圣）、做事（外王）。所以，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内圣）、做事（外王）的实践，向来是国学的根本。由于中国传统国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故而先哲给我们谈学习国学的方法，就是要求将国学的求知与实践统一起来。孔子最早提出了“学”、“思”、“行”，荀子提出“闻”、“见”、“知”、“行”，而《中庸》则系统地提出了“学”、“问”、“思”、“辨”、“行”，其实它们最终均可以简化为求知、实践两个基本环节。将躬行实践作为国学教学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强调教学过程与生活实践过程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学过程论中最显著的特色。故而，“尽天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国学的求知必须落实于生活实践，因为实践方是国学知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