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交流、对话”研讨会提出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联合举办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交流、对话”为题的“WE论坛·2011”(《东西方论坛》)学术研讨会。著名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牟钟鉴、杨金海、钱逊、许全兴、周桂钿等三十余位学者来到北外，共同研讨儒学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及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系问题。会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

　　这次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议题召开研讨会的时代背景特点十分突出：世界风云变幻、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一方面经济获得巨大成功、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迫在眉睫；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在儒学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上，对该议题长期进行探索研究的学者专家汇聚一堂，探讨、交流、对话，牵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灵魂问题，涉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使得这次研讨会显得意义很大。

　　这次研讨会吸引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来自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山西太原市党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会议的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教育报、人民网、搜狐网等重要媒体编辑、记者。

　　会议分“发言、讨论交流”与“对话、记者采访会”两种形式进行，学术探讨出现单刀直入、争鸣激烈、议论集中、活跃轻松的特点。这种气氛和特点在众多学术会上是不多见的。与会代表针对“儒学及传统思想现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主题，围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包含了什么儒学或传统中国思想成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是必然对立的吗”、“如何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传统思想在哲学上是怎样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将来进一步的文化结合形式会是怎样”、“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如何在宇宙观上区别于自由主义”等分主题展开研讨。这些问题对致力于和平发展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以儒学为主体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秘书长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根本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从那时起，中国文化逐步摆脱了封建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官僚资产阶级文化，而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清华大学哲学院钱逊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面临和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原有的思想基础；无论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学者，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基础上，带着中国人的眼光，以中国文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被加以中国式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对传统做出新的阐释，给传统价值观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儒学思想的推陈出新。他认为，这个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还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认为，过去人们普遍将新儒家理解为一种现代转化形式，但是学术界其实对儒学现代的形式转化问题，尚未从中西比较哲学方面进行过梳理。恰当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构成最主要的儒学现代转化形式，而且是取得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成功的新转化形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贯穿着自传统延续而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是由于它经历了一场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中国化哲学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上，成为现代枝繁叶茂的、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传统相合则使中国昌盛，相分则致中国挫折的不可分割文化组成部分。他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中国人在现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它与传统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和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结构性的中国化，变成毛泽东思想，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最强大的思想潮流，这已是个历史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主要哲学认识的结构方面，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是构和的，割裂不开的。从中西比较哲学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无疑是中国以儒学为主体传统结构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陶秀璈教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国的本土文化能够容纳它、消化它，以至于以一种本土的文化形式来表达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一种文化。这个本土文化的重要主流，就是儒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命运紧密相连，没有儒学的现代化，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有儒学的现代化。

　　山西省太原市党校副校长贾陆英提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传统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想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融合过程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开始了，虽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澜，甚至有惊涛骇浪，但是它总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他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说，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就是身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身上，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精神和作风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集于一身的特点。

　　二、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跨出国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充当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副院长王殿卿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其孕育成型之时，就已“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精华相整合的一个结晶。1789年之前，欧洲已有100多年“中国文化热”的历史产物。当初欧洲启蒙思想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发现中国文化，如获至宝，用于启蒙。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仅有寻根之意，更应有深层次新一轮的结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伏尔泰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他大声疾呼：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另外，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说：“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贾陆英指出，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斯塔夫·里阿诺夫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术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徐克非博士研究重点是中国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他指出，法国《泰凯尔》杂志介绍，毛泽东思想在法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具有反抗的意识形态；基于反对官僚制的现实原因，法国人喜欢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的成果。促进法国产生毛主义，是法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中国热、通过汉学对中国文化、对毛泽东的了解；法国毛主义借鉴中国文化，尤其是借鉴道家思想。这种情况反映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与法国文化的“美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呈现了美学产生政治、服务政治、回归政治三个阶段。法国毛主义是沟通政治和文化的桥梁，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集中体现在哲学层面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辩证法；斗争性中有统一性；儒学讲阴阳相反相成之道，统一性中有斗争性，彼此可以接近。马克思主义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而其动因来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和事物间的影响，儒学讲世界生生不息，“逝者如斯”，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者都用对立统一眼光说明天地万物的代谢变动。马克思主义的“民治”与儒学的“民本”虽有不同，但有相近相通之处。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有识之士探讨文明前行的学说；都对私有制造成的欺压盘剥、社会不公具有批判意识；都是人学而非神学，都主张立足现实世界，改进现实社会；可以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贾陆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立足点。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关于“民本思想”的深厚根基，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契合点。他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集中体现在哲学层面，主要包括哲学世界观上的融合、社会历史观上的融合、人生价值观上的融合、贯穿其中的中国式语言表达形式和风格。哲学世界观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为其主要组成部分。

　　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继承和弘扬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贾陆英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使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和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内容上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文化遗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指出，儒学怎么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我的看法，早已结合。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开始结合了。现在还在结合，以后仍然需要不断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传统的思想其中主要是儒学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更多的是看中国传统的典籍，革命队伍主要成员是受到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农民，文盲和半文盲，听不懂外国的理论，但听得懂毛泽东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来的；“优待俘虏”，是根据儒家仁爱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与“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相一致；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求大同存小异”的提法，继承了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1958年实行“五保户”政策是从儒家大同理想中来的；“不称霸”，是借鉴明代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既有“和而不同”思想，也有刘邦最早一国两制——实行郡县制与封建制并存的经验。

　　陶秀璈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中，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儒家的世界大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看到了儒家的知行观；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看到了儒家的民本观；在唯物辩证法中，看到了易学辩证法；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中，看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任何。

　　五、马克思主义是比西方其他思想潮流更容易、更深层与中国儒家传统发生对话的

　　许全兴教授提出，存在两千五百多年，至今仍有珍贵价值和巨大影响的儒学，绝不能因社会主义而中断。

　　中西哲学比较学者田辰山教授指出，其实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可以用高度概括的三句话表达；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说：受剥削和压迫，就造反！儒家对统治者说：你们要善待老百姓！自由主义对有钱人说：你们剥削来的钱是合法的！由此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都是具有人民性的，所以是不冲突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前现代儒学体系的再阐释和改造。这种再阐释和改造，在表面上造成一种反传统印象，但在深层却保持着其本身的结构，是在现代语境中的基本体系结构保留。因此，前现代儒学结构中的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所换为的一套全新现代体系中获得了弘扬。这是需要细致的厘清分析工作才能认识的。虽然中西方两大思想传统有结构性差异（如西方的神本主义、人的对立竞争），但马克思主义是比西方其他思想潮流更容易、更深层与中国儒家传统发生对话的。近现代众多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自下而上地接受下来。马克思思想的“没有上帝”和辩证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对西方传统宇宙观结构的异军突起，具备了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传统对话与构和的可能性。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分开的；历史性、政治性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陶秀璈教授认为，儒学曾被反动势力利用，在中国革命时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袁世凯尊孔，北洋军阀也尊孔，国民党蒋介石提出新生活，也是尊孔。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反孔、批孔的内容，是革命历史的必然任务。

　　六、历史结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许全兴教授指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靠得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而不是靠新儒学。我们在处理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首先要承认这一历史结论，否则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倘若有人想以复兴儒学来抗衡、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那就忘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会重蹈前人的覆辙。他说，我们不能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儒学的学者称为现代新儒家，也不能把它们的成果纳入现代新儒学。张岱年先生是国学大师、中国哲学史家、也是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金海秘书长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具体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二是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三是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四是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五是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陶秀璈教授认为，儒学需要走向现代化，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因素。中国社会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解答。他说，历史检验了马克思主义，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导地位。可以说，这个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儒学的复兴不等于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田辰山教授说，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如果不是非白即黑地二元对立看待，就符合实际了。今天儒学的复兴更多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而言。儒学有一个对待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历史关系问题。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同一结构，一脉相承。它们需要处理的不是理论关系，不是结构差异，而是政治、历史关系。儒学须承认、接受、主动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政治地位。现代史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带来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崛起的新中国，这是个历史成果。在这个大视角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利害冲突。

　　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吸收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钱逊教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弘扬中华文化，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互相依赖，互相促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脱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如何做到“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很显然，这个特点就在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它是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中人们关注、思考、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现在，总结经验和教训，全面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的重要议程。这个困扰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刚得到解决。他认为，需要认真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考虑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要素纳入进去，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一、中华文化的崇义乐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二、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和抱负；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立人社会生活准则；四、良心，也是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没有上帝约束，从人与人将心比心找到的知耻心，是中国人出于自己内心自觉的道德约束；五、崇尚和谐，以为和合是自然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在世事上以和为贵。可以说，这五要素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应当吸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八、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勇敢面对，从被动到主动，争取话语权

　　杨金海秘书长指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甚至是严重挑战。就国内讲，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之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社会文化思潮多样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协调。就国际讲，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很小，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还阻碍这中国文化的发展，甚至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加快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上下功夫。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以文化复兴为标志。文化复兴使命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来思考。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内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要复兴古代文化，而是要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既属于中华民族又属于世界人民的普遍文化，包括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人文科学体系、新的社会思想和大众文化体系以及新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代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新文化，而且这种新文化要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认同。杨金海指出，我们要敢于面对并积极参与全球化、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不能认为当今的文化全球化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主导就不参与，甚至不敢承认。只有积极参与、勇敢面对，才能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中心，才能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上与自由主义有差异

　　牟钟鉴教授指出，自由主义者用单线进化论看问题，以西方民主模式为唯一现今模式。在价值观上，钱逊教授表示，西方的价值观是“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是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然而，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与之相反的。《论语》讲的是人要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要把个人放到群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个人，恰恰与西方流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对立的。

　　田辰山教授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原意是：现代文明是抛弃传统道德基础上建立思想逻辑和社会。西方自由主义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大相径庭，是导致其成为破坏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空前危害的思想潮流。他提出，清末以来随西方列强入侵和西方思想被引入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盛行的是“崇尚西方”的文化。作为对这种局面的回应，现代新儒学以一种新形式应运而生。而大体上应该说，新儒学的所谓“新”在于采用了西方的范畴、体系、概念、话语。它力图建构一种新的、现代的儒家理论体系，但是现代和后现代儒学界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与西方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结构差异（西方神本主义和人与人对立、竞争），使得西方学术范畴构成了将中国与西方呈二元对立势态的障碍。新儒家试图把儒学的观念塞入西方概念性和推理性的民主自由主义结构之中，实际是一个忽视结构性差异，对双方都造成误解的结果。在中西传统结构差异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应看作后现代主义，它与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呈现类似的倾向，就是到中国两千年思想传统中寻找其后现代的同期思想文化元素。

　　本次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举行的第三届“WE论坛”（“东西方论坛”）。“WE论坛”的“WE”，是英文“西方”、“东方”的缩写字母，拼在一起是英文“我们”；意思是“东西方汇通在一起，是我们，不是他们”。本届论坛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交流、对话” 具有时代感强、选题好、形式多样、讨论议题比较集中等特点，会议呈现出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是进行的又一次成功汇通东西思想文明的对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思想，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它是一次贯彻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学术盛会。
图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