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回忆“五四”
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在中学时代，我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二十年前，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
“五四”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的北平。一个凉爽而微风习习的春日。从中午开始，一些年轻人开始陆陆续续向天安门广场汇集。到了下午1点半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已经超过3000多个。这些人是北平十三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
这场集会是前一天晚上才筹备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让久积在青年学生胸中的怒火如火山般喷发。5月3日晚，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聚集在北大的法科大礼堂，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游行。
下午2点整，游行示威正式开始。学生们举着“还我青岛！”“拒绝合约签字！”“中国属于中国人！”等标语向外国使馆区出发。游行途中，他们散发着题为《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传单——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宣言的起草者，此刻也走在游行的队伍中。他叫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时年22岁。罗家伦在两年前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传言胡适在批阅他的考试作文试卷时给了满分，但招生委员会在翻阅他的其他成绩单时，却发现数学零分。主持招生的蔡元培惜才，同意破例录取他。“五四”的十年后，已经当上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破格录取了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只有15分的钱钟书。
走在罗家伦身边的是他的同学、担任此次学生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比罗家伦年长一岁。他生得人高马大，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在游行队伍中十分抢眼。只见他高举一面大旗，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
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罗家伦作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进入使馆进行交涉。之后，愤怒的学生开始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傅斯年认为学生行为过激，出面劝阻但无效，他只好举起旗帜，带领游行者向曹汝霖的住所前进。在那里，他的弟弟傅斯岩率先破门而入，愤怒的学生砸碎了家具，并且火烧赵家楼。
快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整个下午做壁上观的警察突然袭击学生。浩浩荡荡的“五四”一天在警察与学生的“猫和老鼠”游戏中落下帷幕。在胡同中东躲西藏的青年学子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迅速跑上了民族和历史的前台。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风云人物谱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因杂志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李大钊：高举革命旗帜第一人
五四前驱之一的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913年，他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积极领导了这一运动。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文，驱走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为他们指明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真理，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蔡元培：爱国学生的保护者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罗家伦：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
罗家伦(1897—1969)，绍兴柯桥镇江头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傅斯年：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
傅斯年（1896-1950），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祖籍江西永丰。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段锡朋：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段锡朋（1896-1948）,1896年生、江西永新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后出国留学。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在上海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