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私有化理论的逻辑和动机

　　崇尚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理论逻辑上否定国有经济有不同的侧重。20世纪90年代以前，私有化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私有化理论主要从经济层面上否定国有经济。一是否定国有经济矫正市场失灵的目标和作用。根据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扶持之手”（helping hand）假设，在自然垄断和外部性为特征的经济领域实施国有化，可以克服私人垄断企业低产出、高价格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扶持之手”假设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假设冲突，后者否认市场失灵，强调市场万能，认为竞争和私人秩序能够确保市场自我矫正，自我调整到最优状态，反对包括国有经济形式在内的任何国家干预。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市场失灵作为国有和私人经济的边界，其实质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向国有经济主导的自然垄断和公共产品性质领域挺进，开辟新的资本积累空间，为私人垄断资本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强调国有经济在产权和公司治理方面天然低效率。在不完全契约、交易费用、委托代理、财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框架下，国有经济被认为存在软预算约束、弱监督激励、政治干预等问题，私有化能包治一切国企顽疾。然而，围绕私有化改革，无论是实证还是规范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产权和竞争哪个更重要，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是否更容易出现公司治理问题，国有企业是否比私人规制企业更容易产生政府干预的福利损失，等等。以上问题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对世界的征服需要炮制新的私有化理论来为其鸣锣开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私有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侧重从政治层面否定国有经济。一是提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或“邪恶政府”假设，妖魔化并彻底否定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给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推行私有化的压力。根据该假设，国有经济既缺乏效率，也不能实现社会利益目标。“国有企业是高度无效率的，没有效率是由于控制它们的政治家的政治压力所致”， [1]（p995）是政治家谋求政治和个人利益的寻租工具，必然导致政治干预、低效率和腐败，而不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主张全面彻底和快速地私有化，否定混合所有制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准是全面私有化，而非市场制度构建、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只要彻底私有化，才能消除政府干预，确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自由竞争就会纷至沓来。姑且不考虑该逻辑何等荒谬，政府发动私有化的动力何在呢？主流经济学认为，私有化的动力来自在私有化中受益的政治力量的推动，必须“构建支持私有化的政治联盟”。[2](p5)显然，私有化的动力来自政府官员、国企厂长经理、私人大企业等少数通过权钱交易，在私有化中侵吞国有资产而受益的政治联盟，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即便是免费发放国有资产凭证的“大众私有化”，以及面向企业管理层和雇员的“内部人私有化”，也仅仅是为了加快私有化速度，减轻公众和普通员工对私有化的抵制。对主流经济学而言，“大众私有化”和“内部人私有化”只是过渡，分散的公众股东和雇员内部持股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产权结构，有碍产权重组，股权应该集中到少数“管理层”、“战略投资者”手里；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内投资者，卖给外国资本是最好的选择。总之，只要私有化就是有效率的，完全私有化旨在避免再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然而，按照这个改革方案，俄罗斯的私有化没有按着预期的“去政治化”方向进行，而是强化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和对国有资产疯狂剥夺、寡头经济膨胀、政府规制俘获和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即便被西方称为“转型优等生”的东欧，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工业和金融部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从而走向了一条“拉美化”的依附发展道路。私有化没有使这些国家走向发达市场经济，相反，寡头经济、权力寻租和政府俘获、外资控制却成了完善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阻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现实与改革的目标大相径庭。

　　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西方主流经济学者鼓吹全面私有化改革不仅仅是出于所谓的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利益的动机。

　　第一是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将苏东巨变解体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终结，以为找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私有产权绝对优于公有产权的有力实证。在他们看来，国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已见分晓，理论分歧主要是改革顺序和速度之争，即私有化和确立竞争、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与金融等市场制度孰先孰后，是全面私有化还是渐进私有化。作为俄罗斯、东欧以及拉美国家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萨克斯、施莱佛等人的全面快速私有化理论和政策成为主流。他们公开宣称，私有化就是造就一批在私有化中受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使私有化进程不可逆转，防止国家干预特别是社会主义卷土重来。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个被公认为令俄罗斯陷入寡头经济、腐败猖獗、犯罪盛行、社会不公，用了18年才恢复到1989年经济水平的全面私有化方案非但没有因为其灾难性后果而得到清算，反而成为证明俄罗斯是转型经济样板的“标准国家”，并证明要继续深度私有化以根除政治腐败的理由。

　　第二是在发展中国家榨取更多剩余的需要。拉美国家是私有化推行时间最长、贯彻的最彻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发达国家面向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以资本输出实现外围化积累的主要目的地。私有化在拉美伴随着经济停滞、对外资依附的强化、社会不公和贫困化倾向。亚洲特别是东亚长期执行国家引导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发展道路。然而，金融自由化改革引发了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利用贷款换改革方案，发达国家推动这些国家实施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这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更容易冲破各种政府保护和管制壁垒，支配这些国家弱小的私人资本，通过并购、直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控制关键资源、市场甚至整个国民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取代拉美成为发达国家跨国资本最大的外围积累地区，但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过度依赖外资、国际游资冲击、收入分化、内需不足等问题。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剥夺。

　　第三是鼓吹市场经济模式美国化的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私有化言必称美国，并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当做最优样板。依照经济达尔文主义逻辑，全球化会展开各国经济体制优劣的竞赛。日本和欧洲大陆传统市场经济模式的合理成分被否定，密切的银企关系、控制股东、集体协议等非市场协调机制和国家福利体制被认为不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必须通过彻底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弹性化的雇佣政策、股东价值至上的公司治理改革，实现各国经济体制向英美模式的趋同。然而，趋同论否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性的逻辑是错误的。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陷阱，欧洲则陷于一体化停滞困局，而这些都被认为是自由化和结构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欧洲国家的中左政党上台后抛弃了传统的选民基础，推行比保守政党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改革，以削减政府赤字和开支，满足欧盟趋同标准需要。然而，自由化改革导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和内需不足，加速了日本和欧洲企业投资的外围化趋势。这又推动了国内经济停滞、失业上升、公共开支难以节制的恶性循环。这表明私有化理论把美国模式当成最优和普适性的样板绝对是个误导。

　　第四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理念全球化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成为学院派主流和官方指导理论，而且在主流经济学内部，货币主义、实际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相互融合，形成新新古典综合或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其基本共识体现为：稳定物价为政策首要目标，利率是唯一的调控工具；鼓吹资本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设”，放松金融管制，让资本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放弃充分就业，否定凯恩斯主义财政干预功能，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功能私有化。上述政策虽然导致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的“去国有化”和“去功能化”，但出于各种因素，并未能真正落实。然而西方国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严格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策实践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具有误导性和危害性。它过于简单和严重脱离现实的基本假设，迷信市场自动趋向稳定的一般均衡思维，追求推理严格性而脱离经济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难以解释和预测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这已为新自由主义的现实表现所证明了的。

　　总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化理论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经济意图，从根本上看，是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的需要。它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过于简单化的解释，不是出于经济的而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因而不仅在发达国家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危机，而且在拉美、俄罗斯和东欧产生了少数人剥夺国有资产的权贵资本主义，外国垄断资本剥夺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的依附经济模式。

　　二、私有化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

　　私有制比国有制更有效率吗？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治理成本更高吗？私有化是不可逆的吗？私有化更符合社会利益吗？只有彻底私有化才是真正和富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吗？对这些问题，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实证分析也不能提供肯定的回答。

　　在西方学术界，麦吉森、纳什等人的跨国私有化实证分析被主流经济学认为是标准的分析方法。它延续了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个体主义思维，即仅从企业财务和经营指标考察私有化的微观效率，不考虑私有化的宏观效应，认为企业微观效率改善必然提高宏观绩效和社会利益；不论什么样的国家、行业和竞争环境，所有的实证结果都一律支持私有化能够改善微观和宏观经济绩效。这种实证方法存在误导性，结论的可信性也广受质疑。方法论的误导性一是把私有化在特定情形下改善效率的作用绝对化和一般化。二是私有化实证分析的数据选择本身就是有偏的，不能说明效率的改善是私有化本身带来的，例如：率先私有化的都是业绩最好的国有企业；多数是电信等规模较大且很容易采取上市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市场控制力或垄断不断强化的企业；忽略了很多私有化后破产的企业；多数考察样本来自数据更为详细的发达国家且业绩较好的企业，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太少。由于忽视了全球大量私有化失败事实的存在，私有化绝对提高效率的结论也就值得怀疑，因此，效率不是解释私有化合理性的重要理由。事实上，对于数量上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私人企业而言，因效率不佳而失败的情况更为普遍。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私有化不是决定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缺乏竞争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单靠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障改善效率。比如英国学者维克斯和耶罗就认为，“公有制和竞争是完全相互兼容的,……即便没有私有化，面对竞争压力的公共企业将会更有优势”。[3](p51)

　　私有化更符合社会利益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国有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平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私有化对赢利的国有企业没有影响，而私人资本对公益性和不赢利的国有企业缺乏兴趣。[4] 由于私人资本的逐利性质，许多国家的水、电、燃气、交通等公用事业私有化后出现了基础投入不足，以及高价格、低质量、低效率等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腐败和垄断否定国有企业公共利益功能。然而私有化蕴藏着更严重的腐败，这不仅体现在私有化过程中侵吞贱卖国有资产，私有化后的财务造假、资产隧道转移等侵害投资者利益行为，还体现在政府向私人外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的暗箱交易。以技术创新否定自然垄断进而否定国有企业也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这是因为垄断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然垄断行业即便私有化后也不能改变其垄断性质，而全球化更使发达国家放松了反垄断力度。技术创新从未消除过垄断，技术的网络外部性决定了技术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着技术标准的话语权，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微软和英特尔公司分别垄断全球信息产业软件和硬件技术标准的“温特制”。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OECD通讯展望2009》数据显示，在被认为最容易因技术创新打破自然垄断的电信部门，发达国家国有国控的比例也很高。事实上，在具有公共产品和服务性质、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利益的重大技术创新和基础投资项目上，往往存在着私人资本囿于风险而不愿投资的市场失灵问题。对于无论资金、人才和技术都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更需要国家来解决。西方私有化理论否定自然垄断和国有企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自然垄断只有三种形式可供选择：不受规制的私人垄断、有规制的私人垄断以及国家经营。三者之中只有不受管制的私人垄断最易被接受”。[5](p128)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私人垄断资本利益，反对的不是私人垄断，只是反对国家对私人垄断资本利益的任何限制而已。

　　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治理成本更高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面临同样的竞争环境、复杂的内部层级和委托代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极端迷信资本市场的治理功能，认为资本市场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真实信息，并通过产权重组对企业管理层施加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约束，而国有产权意味着软预算约、政治干预和高代理成本。实际上，即便被当做公司治理标杆的美国私人上市公司，也存在难以治愈的市场监督体系和内部治理结构失灵问题，如机构股东的消极监督，证券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等投资者利益“看门人”机构被俘获，独立董事俘获，CEO权力缺乏制衡，与业绩脱钩的天价高管薪酬，等等。软预算约束、政治干预不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当政府对私人垄断企业提供隐性担保和危机救助时，后者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无论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承担政策信贷职能的准国有企业，还是贝尔斯登、福特和AIG等纯粹私人垄断企业，政府都会以其“太大而不能破产”为由实施注资和国有化等救助措施。此次美国政府9,500亿美元的救助预算充分说明，相对国有企业，私人垄断企业的治理和干预成本更加高昂，没有理由断言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的治理成本更高。

　　全面和不可逆的私有化方式既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也误导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首先，从发达国家看，全面私有化只是解决国有企业的方案之一，多数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采取的是混合所有制结构。根据OECD的调查数据，超过一半的OECD国有企业是完全国有，20%是国家控股，即平均3/4的国企是国有国控。[6](p33)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或战略性的企业和部门中，政府仍然保留了各种后私有化控制手段，如部分私有化、收回条款（再国有化）、黄金股、稳定核心股东等。[7](p106)国家在私有化企业保留控制权的目的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如控制关键技术和并购、价格规制、参与行业协调的国际谈判等。国有经济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本来就不大，历经30年，私有化和国有化仍在反复进行着，这本身就表明国有经济并非简单的“一私就灵”。其次，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而言，盲目追求全面和快速私有化，忽视法律、规制等市场制度建设，带来的是资产剥夺而非财富创造，加剧腐败而非抑制腐败，造就垄断而非促进竞争，产权控制而非有效重组。发达国家对自身的私有化过程如此谨慎，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全面快速的私有化并对外资开放，而且歧视和阻挠后者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这种双重标准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意图。再次，作为一种周期现象，私有化和国有化交替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这其中既有全球同步性质的，也有更多个别随机性质的。迄今，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的三次私有化高潮，但也经历了1929-33年大萧条之后、战后初期、70年代石油危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四次国有化浪潮。这种周期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并辩证的表明，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有化加剧劳资对立、收入分化，使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不断积累，必然会通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暴力性地暂时缓解。国有化一方面为陷入危机的私人垄断资本的巨额损失买单，从而暂时性的恢复其积累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暂时性地恢复供求平衡。而在新自由主义阶段，西方国家干预的特点是慷慨地向少数私人垄断企业注资或临时国有化，这不仅不会对就业和需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其应急干预成本也越来越高。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仅用于部分国有化的救助费用就超过了1.5万亿美元，相当于1977年以来的全世界私有化收入总额。[8](p3)因此，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社会利益的私人化和私人成本的社会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宣扬全面私有化能够促进竞争和增长、深化资本市场、提高就业和收入、增加政府收入和削减赤字等。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没有兑现这些承诺，它在过去30年的总体表现甚至无法和凯恩斯主义时代相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黄金增长时代和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指标对比如下：全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3.2%；全球平均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9%和3.2%，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这个差别甚至可以逆转；失业率方面，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在黄金增长时期分别为4.8%、1.2%、3.1%和1.6%，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分别为6.1%、9.5%、7.5%和7.4%。[9](p116-126)新自由主义阶段全面逊于凯恩斯主义时代。

　　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导致失业上升、劳动收入比例下降和严重的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模式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对资本的谈判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自由竞争“自由的并不是人，而是资本”，[10](p159) “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11](p504)新自由主义采取“裁员加分红”的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削减和私有化社会福利保障，私有化国有经济和政府功能。这些加剧了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仅以日本、英国、意大利、美国为例，根据欧盟年度宏观经济数据（AMECO），1975年上述各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75.6%、71.6%、69.7%、63.9%，2008年分别为：59.7%、61.6%、54.5%、60%。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个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阶段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化。[12]恰恰是这两次收入大分化激化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了两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私有化也没有兑现削减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承诺，反而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债务陷阱。其表现之一是政府债务和赤字占GDP比重不断攀升。仅以法国、日本、英国、美国为例，1980年上述四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20.7%、50.28%、46.1%和42%；1997年分别为59.4%、107.5%、49.3%和67.7%；2009年分别为77.4%、217.56%、68.1%和83.2%。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从80、90年代的2.5%、3.7%增加到21世纪头10年的3.9%，其中2009年达到10%。[13]其表现之二是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债务增长速度更快。仅以美国为例，1982年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债务占GDP之比分别为48%、55%和23%，至2009年第四季度分别为94%、76%和108%。2009年美国全部债务达到57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收入的5倍，平均每个美国人背负的债务为185,668美元。[14]这充分表明，私有化（包括国有经济、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加剧了收入从劳动向资本转移，抑制了社会总需求，最终只能通过信贷和公债扩张的形式维持经济增长。同时也表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削弱政府干预，而是被迫强化了，这就是西方公共财政的实质。

　　私有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与频繁的金融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极端迷信资本市场的调节功能，主张通过私有化深化资本市场。他们把1984年以来发达国家GDP和通货膨胀增长率下降的现象称之为“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而频繁的金融危机则证明这不过是个幻觉。1945～1971年间，全球共发生38次金融危机，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仅1973～1997年就发生了139次金融危机。[15](p3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70～2007年间，全球93个国家总共发生124次系统性银行危机、208次通货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上述危机中双重危机42次，三重危机10次。[16]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义加剧生产过剩和实体经济停滞，就业和工资收入下降进而总需求下降。在刺激实体经济无望的条件下，发达国家通过放松金融管制甚至社会保障私有化来为金融资本开拓新的积累渠道。它把资本积累直接建立在榨取家庭收入的信贷消费等金融剥夺手段上，而工资收入比重的停滞和下降使信贷消费需求不可持续。各种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手段不仅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和信贷扩张规模，还将投资风险转嫁和扩散到全社会，最终演变成一场全面而持久的经济危机。

　　三、为什么不能用西方的私有化理论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的私有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然而近年来，特别是围绕“国进民退”之争，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思潮，就是以西方的私有化理论为依据来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主张只有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或民营化，才能建立所谓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这种思潮是错误的和误导的。

　　第一，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长期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兼顾公平与效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然而，主张“国退民进”的一些人却要否定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提出民营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救活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民营经济，只有“国退民进”才是改革的大趋势，否则就是背离市场化改革方向，就是走回头路。显然，他们把私有化看做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方向，刻意否定国有经济的作用，混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性质的差别。资本主义国有资本归根到底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社会利益只是在服从私人垄断资本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条件下才会被考虑和包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非可有可无。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一个完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何以保障社会主义性质，何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当家做主。

　　第二，制造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一些人认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取消国家干预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全部内容就是私有化，国有经济只能退不能进，国有经济不仅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在自然垄断和公共产品部门也要全部让给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对无序和低效率的私人资本的重组被说成是逆市场化倒退或体制复归。他们以垄断、腐败、政府干预为由，否认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和错误的，甚至也不符合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现实。首先，将垄断和国有经济联系起来并作为彻底私有化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国有经济主要涉及的自然垄断和公共基础设施行业其性质决定了即便私有化也不可能改变其自然垄断性质，由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经营比私人企业更能保障公共利益目标。从西方国家情况看，私人企业的垄断现象更为普遍。这些年，国有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不是依靠垄断，而恰恰是经过改组和引入民间资本，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的结果。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过度竞争而不是垄断。企业规模较小、结构过于分散、竞争力低下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导致产能过剩，必须通过重组提高效率，改善产业结构。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国有经济视为腐败之源，主张只有私有化才能有效治理腐败，实质是诱使发展中国家推行全面私有化。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的表现，和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私有化刺激而不是抑制了腐败，腐败现象的肆虐和加剧恰恰发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国有资产和公权力的私有化相结合必然产生权力寻租以及资本对权力的俘获。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意回避甚至美化私有化过程的腐败问题，利用公众痛恨腐败制造舆论，达到否定国有经济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行全面私有化的目的。再次，将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对立起来也是误导性的。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很难完全退出自然垄断和公共产品部门，甚至对一些竞争性领域的私人垄断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等考虑也采取必要的干预和规制。在我国，国有经济在关键行业和领域保持支配地位，不断提高国有经济整体素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这是其他任何非公经济成分所不能替代的。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完善，但不足以成为否定它的借口。此外，全球化使跨国资本和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后发国家，很难依靠弱小的民营资本同跨国资本竞争，因此盲目强调“国退民进”很可能不是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发展，而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占领。 [17]

　　第三，制造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对立。一些人无视国家出台的各种私营企业优惠政策、国有经济通过战略性调整比重不断下降、非公经济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无端指责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并将二者歪曲为国富与民富、国家与人民的对立关系。一方面，他们不顾多数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已经成为混合经济的事实，极力妖魔化国有经济，将其看做是“与民争利”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官僚或权贵经济；另一方面，他们偷换概念，将“民营经济”当做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化身，宣扬“国进民退”会造成国富民穷和社会不公。然而，事实并不支持这种逻辑推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私营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比重却持续下降，收入从劳动向资本加速转移，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资富劳穷”。从国家财政税收比重来看，也不支持国富民穷的观点，即便按照美国的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人提出将国有资产分给13亿人刺激消费，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和需求不足问题，还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损失，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这是俄罗斯私有化的前车之鉴。私有制性质决定了无论私营经济比重多大，都不能替代国有经济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正是国有经济和国家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改善民生方面的贡献，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些人却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化、劳资关系紧张、腐败、民营经济活动的不规范和违法行为、民营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社会矛盾统统归咎于国有经济，而将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都归功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淆视听和极端片面的，必须予以澄清。

　　第四，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不纠正当前错误思潮的影响，中国改革发展方向必将逆转并非危言耸听。一些人认为，国有经济做强做大只会阻碍中国民主法治进程，追求人民的幸福、追求自由民主不一定非要公有制。一些人甚至打着反对垄断特权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口号，要求彻底的私有化，公然要求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宪政改革”，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的确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四、结语

　　否定国有经济进而全盘否定中国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及其主流经济学的一贯立场。从苏东巨变解体后的“中国威胁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崩溃论”，再到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国家资本主义论”、“威权资本主义论”、无一不昭示着主流经济学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贯怀疑和偏见。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西方国家此次创纪录的国有化干预，将中国发展模式归结为威权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这种论调的要害是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参照，制造政府与民众、国企与民企的对立，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们无视西方国家跨国资本全球性扩张与支配的事实，在国际上炮制“国家资本主义”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其目的无非是迫使中国按照他们设定的路线进行改革，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去30年里，执行“华盛顿共识”改革路线的拉美、欧洲转型经济和东亚相继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全球经济危机更是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这些都表明，对后发国家而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可复制，更不能盲目迷信私有化和自由化能够促进增长、公平分配、消除腐败的神话。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拓展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不搞全面私有化，而是采取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不搞激进的市场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以稳妥渐进的方式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稳定；国家引导发展战略在区域协调、改善基础设施、脱贫、提高收入、自主创新、应对自然灾害、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确也存在不少隐患和问题，这些都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